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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近期的讨论中，笔者自身特别关注的是保护义务构成论。

所遴选的培训机构应与所在人大层级及地域大体一致，而凸显逐级培训和本地培训特点，在节约培训成本的同时更强调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二）确立委员履职信息公开规程化规范以校正虚置化信息公开 委员履职信息公开规范即指就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履职信息主动向社会公众公开事项予以规制的相关法律规范。

可参照公务员考核制度，将前述《代表法》第4条规定的6项委员履职标准整合为"德、能、勤、绩"4类标准。[5]参见杨成：《论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及其有效行使》，载《行政论坛》2011年第3期。委员表决权客体事项主要涉及议案、人事任免案及其他重大事项。应逐步建立健全与委员工作岗位劳动付出大体一致、社会整体薪酬水平相协调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薪酬制度。[13]参见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兼职培训机构即是相关普通高校，原则上该类高校应设有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学科，该类机构更多地侧重于委员履职所需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培训。其一，确立工作委员会双轨化设立原则。政党依其目的及其党员之行为，意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者，为违宪。

道德法律化会减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超过必要限度会使公权力组织显得过分苛严。马斯洛的著名学说是需要（或需求）层次论，他把人的需要按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区分为如下位阶：（1）生理需要，这是一切需要中最优先的，其中首先是食物。与上述理论背景相适应，这期间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3]这样一来，全国的中心工作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都有依法定程序转化和超越法定程序转化两种形式，而我国处理这方面问题长期显露的是一种偏离法治要求的趋势，是道德超越法定程序法律化。确认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理论意义在于，此举将法治纳入了美好生活要素体系，同时排斥了人治要素。

要证明上述论点，得先从什么是美好生活说起。（3）爱的需要，指爱、情感和心理归属。人治的表现是统治者成为会说话的法律，以言代法。从十九大报告论述法治中国建设的结构安排和上下文看，法治中国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同时推进。

[13]参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载罗国杰主编：《人道主义思想库论》，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673页。如果说，在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人们最重视的往往是物质文化产品方面的获得感，那么，在物质文化产品需要已经得到较好满足的新时代，人们参与利益分配过程的愿望一定会更强烈。这很自然，因为一方面，我们重申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同时各种数据又在显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快速和极其巨大的成就。2014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判决王金平胜诉，国民党不服提上诉。

十七大报告的相应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摆正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4.直面法治与人治关系的现状及其走向。从法学角度看，除传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外，特别应该关注的是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民主法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当然，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处理好宪法法律与党章、党纪的关系，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9]同前注〔1〕，第11页。[9]至此,许多原来总体上无满足可能的需要，到现如今已经成为有效需要，必须予以正视。达到这个目标的历程肯定是漫长的，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状况，而且是人本身的发展状况。1979年，我国全年国民总收入值为3,370亿元，到2016年跃升到742,352亿元。

（2）安全需要，基本指人身安全，防范对象是野兽、极端温度、犯罪、袭击、谋杀和专制威胁。[5]这样一来，不仅经济建设有了理论依托，民主法治建设也有了理论依托，尽管民主法治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处于较次要的地位。

简言之，法治中国建设同十九大报告给予了更多论述的民主法治建设，是用以描述同一进程的两个不同术语。因而，他们看待民主法治建设之地位与作用的态度，自然也因此而有程度不等的差异，甚至可能根本不同。

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对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表述，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扩展，主要表现在它从逻辑和常理上将迄今还未来得及着手进行的一些民主法治内容纳入了建设范围。

这方面，他们最经典的说法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发展目标调整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民主法治状态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必备要素。宪法法律与执政党的党章党纪，是层级和性质不同的两套社会规则体系，它们之间发生交集，是因为它们同时约束一部分人（公民中的党员）的行为。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分别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

4.仅反映了对落后是缺憾的认识，未能反映对其他缺憾的认识，其中尤其是未能反映各种发展不平衡也是缺憾的认识。几经周折，2015年4月台最高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国民党败诉。

3.原有表述仅承认社会生产落后，没有顾及其他方面落后或发展不充分的状况，其中尤其是政治文明或民主法治方面发展不充分的状况。但是，现今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8]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定受教育程度的人的头脑中难免会形成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如此高速、持续地发展了三四十年，难道不能较大幅度缓解或改变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样思考问题可能只是基于直观感受，但它确实是有些事实根据的。这样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比过去更全面、更符合当今实际情况。

所以，十九大报告采用新的表述方式取代原有表述方式可谓正当其时。其中有些或许还会较早提上议事日程，如十九大报告本身已经提出来的一些民主法治建设目标，推进合宪性审查是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第339页。这应该是一个人治特征或要素逐渐减少，法治要素或特征逐步增加的时期。

因而有些过时，有些落后了，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调整。在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如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吃饭、穿衣、出行、居住条件极差，绝大多数人的首要期待就是捞个温饱，有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超越温饱的期待不太现实。

从法学角度看，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也必然成为执政党现在和将来一个很长时期内看待和处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基础。仅关注社会生产落后或社会生产发展不充分是不够的，从政治角度看至少还有民主、法治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但要兼顾不同正当原则的拉扯，平衡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一项需要运用深邃学理和高超技巧才能完成的治国工程。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